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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軍國主義批判


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在台灣上空遊蕩（上）
紀念釣魚台運動三十周年
胡易木
（旅美歷史學者）

一、序言－－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復活了

　日本軍國主義已經覆滅了五十多年，按理早應魂消魄散了。然而事實大謬不然，近年來，種種跡象顯示，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卻仍然在台灣上空游蕩，甚至還依附在島內某些文人政客的身上，大有借屍還魂、起死回生之勢。

　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應當大敲警鐘的時候了。

　君不見，去年十一月中旬，李大總統竟然把日本軍國主義餘孽的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請來台灣，待為貴賓，好不風光。這個日本右翼頭子，吃了、喝了、玩了，回去之後居然還罵主人反日，何其狂妄！

　今年一月二十一日，東京最高法院駁回一名善良的日本老兵東史郎因揭露南京大屠殺事件被反誣損害他人名譽提出的上訴。

　兩天後，日本右翼分子群集大阪，睜著眼睛說瞎話，公然向世人否認罪惡滔天的南京大屠殺，反誣這是中國人編造的「二十世紀最大的謊言」。

　加上去年李大總統拋出的兩國論、日本國會通過的《周邊事態法案》和關於日本國旗國歌的法案所引起的沸沸揚揚的政治風波。

　以上是文的，武的方面是日本近年來加速軍備擴張，總軍力顯然已遠遠超出日本自衛的需要。

　這一系列直接或間接與台灣有關的事態發展，不得不令人要問：它們是孤立偶發的政治事件，還是具有複雜背景的政治事件？它們同萬惡的日本軍國主義有沒有關係？

　事實証明，這些事件的背後或明或暗地都有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在作祟。按照最近中國外長唐家璇的精闢分析：

　「日本右翼勢力變本加厲地進行美化侵略歷史的活動絕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事實再次充分証明，軍國主義殘餘勢力及其思潮至今在日本社會仍然根深柢固的存在，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

　這番宏論，痛快淋漓，切中要害，是近年來中國官方對日本朝野反華行為最為深刻、最有針對性的分析。唐部長不愧是一位日本通。中國官方終於看到了中國統一問題中具有爆炸性的日本因素。

　以往，一談到台灣問題，中國官方和台港海外的統派總是習慣性地認定，美國是中國統一道路上的攔路虎，所以只在前門攔虎，卻忽視了在後門拒擋這頭凶狠的日本軍國主義之狼。

　現在，這頭狼不僅來了，還登堂入室，披著民主自由的美麗外衣，同島內的親日派老少皇民合流，親密無間。千萬別小看了這頭狼，它的凶險較之那頭虎有過之無不及，因為台灣近代的血淚史告訴我們，它處心積慮地要吞下台灣這塊大肥肉！

　這就向我們中國人提出了一個很嚴肅、很緊迫的問題：為什麼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對台灣及其周邊島嶼，一往情深，非要據之而後快？

　今年適逢釣運三十周年，當時一批台港海外的愛國知識分子，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愛國護土運動，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妄圖把釣魚台列嶼據為己有。三十年轉眼過去了，但釣魚台列嶼的主權爭端仍然懸而未決。

　令人深為困惑的是，何以三十年後的今天，日本軍國主義的氣焰不是收斂了，而是更加囂張了？釣魚台列嶼這八個荒無人煙的小島，已無法滿足它的擴張欲望，現在竟然要重溫殖民台灣的舊夢，進而想勾結美國反華的右派分子和島內的反華親日分子，重新霸佔台灣這個祖國的寶島。

　人類歷史已經堂堂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早已不再是東亞的病夫，不再是舊日本軍國主義者所輕視的「長袖國」、「處女國」，為什麼新一代的日本軍國主義者，竟然如此不識時務，不自量力，膽敢向重新昂然挺立於東方的巨龍挑釁？

　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必須尋求答案。

　誠如唐部長所分析的，今天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絕不是出於歷史的偶然，而是深深地植根於日本長期的軍國主義歷史和文化思想傳統。

　這個根源是很深很深的。我們不妨這麼說，它已經成為日本民族性和國民性的標誌，成為日本人之所以為日本人的特徵，成為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的大和民族性。

　不錯，半個多世紀前日本是無條件投降了，美國在戰後也解除了日本的武裝，還強加給日本一部和平憲法。這些年來，日本表面上好像變得和平溫順了，安於島國的宿命；但骨子裡，大和民族的擴張民族性卻絲毫無損地保存下來。

　中國是它向外擴張的主要對象，是它朝思暮想要攫取的一顆大珍珠、大鑽石。所以，有這樣一個虎視眈眈、貪得無饜的惡鄰，我們不能不隨時警惕，不得不知己知彼。唯其如此，才能保証中國統一的進程順利進行，才能避免重遭皇軍的蹂躪屠殺。

　下面將扼要地探討日本生於斯、養於斯的自然環境，以及日本軍國主義的緣起、勃興、敗亡和復活的歷程。

二、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

　首先，須界定什麼是帝國主義，什麼是軍國主義，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

　帝國主義是指一國，或直接通過武力，或間接通過外交手段、經濟手段或文化手段，掠奪土地，或控制國境以外其他國家或領土的經濟資源、社會或政治生活，以擴充其權力及領土，並將其生活方式強加於人。因此，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徵是擴張土地，掠奪資源，文化侵略，其方式是或併吞、或殖民、或託管、或製造附庸國、或建立勢力範圍。

　在人類歷史上，就帝國主義的性質而言，曾經出現過封建帝國主義、商業帝國主義、軍國帝國主義、資本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等形式。

　軍國主義是指一國的統治權力掌握在職業軍人或世襲武人階級手裡，這個階級崇尚武德，秉性好戰，為了對外擴張，經常將國家置於戰備狀態之下。

　根據上述定義，可見軍國主義是帝國主義的預備階段，是軍國帝國主義形成的必要條件，兩者的關係密不可分；我們幾乎可以說，軍國主義最後必然走向帝國主義，以征服統治他國為其最終目的。

　這樣看來，戰前的日本是個典型的軍國帝國主義國家。但日本式的軍國主義，由於其特有的武士道和武士階級，而有別於歷史上其他形式的軍國主義。

　戰後的日本，特別是近一二十年來，正在在復興舊的軍國主義的基礎上，加速走向資本軍國主義。如果假定帝國主義是軍國主義的最後形式的話，那麼未來日本要重溫舊日的帝國之夢，是理所當然，勢所必至的。三十年前要佔據釣魚台列嶼為己有，近年來在台灣動作頻頻，全力扶植反華親日勢力，就是最好的明証。

　那麼，我們必然要問：為什麼日本先天就有變成一個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傾向呢？

　我們可以從日本的自然條件、地略位置和歷史文化思想傳統等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

三、一個島國的命運

　一個民族不可能脫離其自然條件和地略位置而生存，必然受其制約；同英國一樣，日本當然也受島國自然條件的制約，這就是它注定的島國命運。

　日本的自然條件和地理位置具有下列三個特徵：

　第一是，面積狹小，資源貧乏：日本是個島國，由本州、九州、四國和北海道四個大島組成，總面積三十八萬二千多平方公里，比內蒙古自治區還要小兩萬多平方公里。

　境內山脈縱橫，平原狹小，河川短促。在這樣狹小的國土上，山地丘陵竟又佔了四分之三。可耕地面積僅六百萬公頃左右，約佔總面積的百分之十四‧八。所以，農業的發展受到極大限制，糧食必須依賴進口。

　雖然山地很多，但礦產貧乏，是個貧礦國，近代日本工業發展所不可或缺的鐵和石油，儲量極其有限，絕大部分必須靠進口。煤的儲量，雖約有七十億噸，但煤質粗劣。日本雖然漁業發達，森林資源豐富，但這兩種產業對總體國民經濟並無實質助益。

　此外，境內多火山、地震、颱風，經常發生自然災害，是個多災多難的國家。

　在這樣得天獨薄的自然條件下，要想發展工業，單靠自己是辦不到的，所以其經濟具有先天的依賴性，也可以說先天得了資源飢渴症。

　這種經濟依賴性，隨著日本人口的增加和工業的發展而日趨嚴重。人口是日本的沉重負擔，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年），日本人口約三千三百萬，然而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已達一億三千萬左右；換句話說，日本的人口，大約每五十年增加三千萬。在有限的土地上，要以貧乏的資源，養活這麼多人，的確是個難題。

　早期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甚至大呼人口問題是日本的國難，利用日本人口問題為支持日本不得不向外擴張的最有力的藉口。不過，這個對外擴張的理由如果成立的話，那麼中國的人口更多，資源相對不足，豈非更有理由向外擴張？

　而且，戰後日本創造的經濟奇蹟，也有力地証明，不走舊軍國主義道路，日本也能繁榮，而且比戰前更加繁榮。

　第二是日本國防線，四向開放，無險可守：日本像一輪彎月，孤懸在亞洲大陸東緣。古代，海洋成為日本的天然國防屏障，使亞洲大陸上的潛在敵人對它可望而不可即，以蒙古之強大，竟然也拿它無可奈何。

　但是近代的國防科技，一日千里，日本的開放國防線使它完全暴露在潛在的敵人之前，完全無險可守。所以，今天的日本較之古代的日本，具有更嚴重的不安全感。

　怎麼辦？何去何從？如何轉危為安？如何使日本固若金湯？日本面臨兩種抉擇：一種是睦鄰，消除鄰國敵意，和平共處；一種是先發制人，對外擴張，征服假想的敵人。不幸的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為大和民族選擇了後一條道路。

　為了彌補這種國防線的先天缺陷，舊日本軍國主義者主張將日本南北向千里海域內的半島和島群，如北方的千島群島和庫頁島，南方的琉球、台灣、澎湖、小笠原群島、馬里亞那群島，併入日本。向西進圖朝鮮半島、中國的滿洲、蒙古、華北及東南諸省，甚至遠至俄國的西伯利亞，從而建立一個海上大帝國，將日本海、黃海、東海、南海變成日本的內湖。

　這樣，理論上日本國防線的先天缺陷就可以完全彌補。這正是舊日本軍國主義者要走的、新軍國主義正想追隨的擴張主義路線。

　第三是夾在中、美、俄三大之間的依違地位：無論就面積、人口、資源而言，日本均遠遠比不上這三個大國。處於這三大之間，日本的生存之道，就是依強凌弱；誰強，它就依靠誰，誰弱，它就欺凌誰。唐朝以前，中國強大，它就稱臣納貢，明清以後，中國弱了，它就刀兵相加。

　另一個生存之道是晚清中國對付列強的辦法，以夷制夷，或以甲制乙，或以乙制丙，或以丙制甲，隨機應變。當二十世紀初期，日本國力尚未強大時，它就聯合當時的霸主英國對抗沙俄，二戰期間，聯合德義兩國對付英美，戰後則聯合美國對抗中國和蘇聯。

　以上三點是日本島國的命運，要改變也改變不了。這種客觀的自然大環境，塑造了日本的民族性和國民性，也塑造了日本的生活方式和歷史文化傳統。簡言之，日本人先天患有國防恐懼症和資源飢渴症。海洋沒有形成日本人恢弘博大的心襟和氣度，倒是島國的狹隘生存空間塑造了日本人眼光短淺，心胸狹窄的小家氣、浮躁氣和急功近利。大和民族面對地大物博、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的中華帝國，下意識裡萌生嚴重的自卑感、嫉妒心和貪婪心，但顯意識裡卻滋長了非理性的種族優越感。

　這樣的自然條件，這樣的民族心態，這樣的民族性，必然以一種特有的形式反映於日本的歷史、文化思想中，這就是日本獨特的軍國主義思想。

四、軍國主義思想的形成及其特徵

　島國、地瘠、民貧，並不必然就會使一個民族萌生軍國主義思想，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島國是日本的命運，但軍國主義不是日本的宿命；如果作出明智的抉擇，就不會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然而，不幸也復可悲的是，大和民族卻作了很不明智的、既損人又損己的選擇。平情而論，日本走上軍國主義的命運，與其歸因於立國條件的先天不足，不如歸因於後天的人謀不臧。

　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具有三個主要構成部分，即神明之國、擴張主義和武士道，三者缺一不可。

　請先論神明之國：日本人自古至今，深信不疑他們的國家是神造的，他們的人民是神的冑裔，他們的天皇是神族下凡來統治日本的。日本古語「加彌那加拉麼彌哥拉希羅希眉斯窟尼」，就是「惟神之國」的意思。

　既然日本是神之國，天皇是神的直系子孫，日本的國體自然是「萬世一系，傳之無窮」，與天地並壽。既然日本人是神的子孫，當然日本民族便是天之選民，優秀無比。

　這種神權思想，如果只是一個學派或教派，問題不大；但它卻構成日本歷史和文化的主體思想，支配了日本統治階級及一般人民的生活和思想，使日本人自然地養成了畸形的自尊、自大的心理。對不相信怪力亂神的中國人來說，這種神權思想簡直是奇譚怪論，然而，日本人卻是以宗教般的虔誠，深信不疑。他們的國教是神道，他們以神權觀點來解釋自己的歷史和看待世界。日本人認為，天皇的使命不僅是統治他的天孫民族，還要統治天孫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皇化全世界，征服全人類。

　於此可見，神權思想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文化基因。

　以神權觀解釋日本歷史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元世祖忽必烈兩次征討日本，第一次是一二七四年冬十一月，第二次是一二八一年春夏之交，皆因碰到颱風而失敗。

　事有巧合，元軍大舉入侵時，日本舉國上下，一致祈禱神靈保佑，當元軍主力準備發動攻擊時，忽然夜間狂風大作，元艦大部飄蕩沉沒。所以，日本人振振有詞地說，「此實乃神明之靈威，非人力之所及！」（見《一代要記》）「時大風作，賊皆覆溺，十萬眾得還者僅三人。咸謂神明之所助也。」〈見《鎌倉將軍家譜》）此風豈非神風？活生生的事實擺在面前，不是一次，而是兩次，豈能叫日本人不信？

　所以，後來的日本學者平原澄在其所著的《中世的國體觀念》一書中，將元軍的失敗，歸之於神的默示和佑助：

　「蒙古人是犬的子孫，日本人則是神的冑裔，貴賤不同，有如天地的懸隔，彼犬何能與神對抗？」

　既然蒙古人是犬的子孫，則被犬的子孫征服統治的唐人，更是卑劣之尤。根據這種邏輯，則日本人不是比蒙古人更有資格征服統治中國嗎？所以，日本人興起了「蒙古人能，日本人為何不能」的想法，助長了後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野心和信心。此後，日本人愈來愈對中國桀驁不馴，一改唐朝時奉唐為衣冠上國，納表稱臣的崇拜心態，轉而抱著輕視對抗的心態。

　第二、對外擴張：對外擴張可以說是「神國冑裔」、「天之選民」思想的必然歸趨。日本民族的帝國主義侵略思想和行為雖然在豐臣秀吉（一五三七～一五九八）執政時代（一五八五～一五九八）才明顯地表現出來，但早在室町幕府時代末期（約當十六世紀初中葉），即已初露端倪。那時村庵靈彥看見中國（明朝）的使臣到日本，便作了一首詩，大言不慚地說：

　海不揚波聖化齊，使臣入貢遠航梯。

　方知日出處天子，勢壓中華萬里西。

　到了織田信長（一五三四～一五八二）執政時代（一五七四～一五八二），已有人喊出「日本朝鮮一統治」的口號，但尚能自制，未積極對外擴張。可是，到了豐臣秀吉執政時，這位日本的民族英雄，也是日本帝國主義事業的開山祖師，野心勃勃，不但要征服朝鮮和中國，還要征服南洋各地，建立一個雄踞東洋的大帝國。

　下面根據《日本西教史》、善之助的《海外交通史話》、朝鮮柳成龍的《懲毖錄》、相良氏的《歷代參考》、《神原家文書》、《小早川家文書》、豐臣氏的《奉行連署覺書》、渡邊世祐的《日本時代史》、《毛利家文書》、《前田家文書》、中村孝也的《武家興亡觀》等書，將豐臣秀吉的帝國主義思想主要歸納為下列五點：

　A、日本為神國，此神乃靈所由生、道所由成的東西，亦即萬物的根源，征討中國，是「非吾所為，天所授也」的一種天職：

　B、日本乃甲兵堅強的尚武之國，中國則是「長袖國」，文弱猶如處女，所以「日本之征討中國，猶如大山之壓卵；不惟中國如此，印度及南洋各國，也莫不如此」；

　C、不僅要征服朝鮮、中國，還要進而征服菲律賓、印度、台灣，以及南洋其他各國，從而建立一個把東洋各國全部收入日本版圖的大帝國；

　D、征服中國是日本帝業成敗的關鍵，要征服中國，必須先征服朝鮮，其次征服滿蒙，然後再進圖全中國；

　E、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大帝國，請天皇遷都北京，任秀次為關白（相當於古代中國的宰相）。日本本部帝位另舉皇族接任，至於豐臣本人則駐守寧波，總攬東亞各國統治之權。

　於此可見，豐臣氏早在四百多年前就已為戰前的日本軍閥規劃了一個南進和北進的「東亞共榮圈」的宏偉藍圖，制定了近代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基本路線、策略和步驟。其後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直至昭和時代基本上遵循他的思路，踏著他的腳步，開拓日本帝國的事業。他在日本被尊奉為民族英雄和日本軍國主義的祖師爺確是當之無愧。

　到了德川氏的江戶幕府時代（一六○○～一八六七），雖然基本上實行鎖國政策，閉關自守，但當時仍有不少學者主張向外擴張，在豐臣秀吉帝國主義思想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有系統的帝國主義理論。我們可以說，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始於豐臣，定於江戶時代。下面介紹這個時期數位具有代表性的帝國主義理論家和思想家：

　A、本多利明（一七四四～一八二一）：反對「鎖國」，主張「開國」，他認為優秀的日本民族統治域外的劣等民族，是「天則」，是天下之「達道」。日本地狹民稠，若不向外擴充，日本必致國疲民敝，歸於滅亡。因此，日本必須開國進取，利用通商、海運、殖民等方法，由鄰近諸島，徐圖開拓，並主張把日本疆域向北擴大到堪察加半島和鄂霍次克海沿岸各地。（見內田繁隆著《日本政治思想史》）

　B、藤田幽谷（一七七四～一八二六）：水戶學派先驅，主張日本天皇擁神器踐大位，為宇宙間最崇高、最尊貴的統治者。所以，要使世界萬國都俯首稱臣，尊仰日本為宗主國。（見其所著《國體論》）

　C、會澤憩齋（一七七六～一八六三）：認定日本的外患是歐洲列強，因此日本應秉承「天祖的貽謀」，尊王攘夷，尊天皇於國內，揚國威於海外，開疆拓土，打倒歐美帝國主義，拯救「四海萬國」的生靈於水深火熱之中。他認為這是日本民族最高的理想。（見其所著《新論》）

　D、平田篤胤（一七七六～一八四三）：主張日本是世界萬國的「本元的祖國」，天皇則是由天照皇大神（天照女神）一脈相承，統治萬國的「御大君」。天皇特派「征夷大將軍」（夷指日本周邊各國如中國、印度、韃靼、荷蘭、暹邏、柬埔寨等國）征伐和統治日本以外所有不效忠於日本的民族和國家。（見《世界大思想全集》中的《日本思想篇》）

　E、吉田松蔭（一八二九～一八五九）：具有狂熱的英雄主義和帝國主義思想，遠則頌揚神功皇后的征伐三韓，近則讚美豐臣秀吉的侵略朝鮮。他主張富國強兵之道，在於開拓蝦夷，征服朝鮮，奪取滿洲，吞併「南地」（指琉球、台灣、菲律賓和南洋群島），然後日本始足以與歐美列強相抗衡。他期之為日本千秋萬世應該傾全力完成的帝業。（見其所著《吉田松蔭全集》中之《野山文稿》）

　F、佐藤信淵（一七六九～一八五○）：江戶時期帝國主義思想之集大成者，所學極為龐雜，攻經世之學，舉凡國學（也即和學）、漢學、蘭學（西學）、天文、地理、曆算、測量、動植物、礦物、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兵器火炮，無不涉獵精研，著書三百餘種。其學術思想雖然博雜，但可扼要歸結為以日本的神道和國學為其裡，以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思想為其表。國學提倡研究日本國史、國文，極力排擊中國儒學，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興起於十七世紀中葉。所以日本的國學和帝國主義互為表裡。

　就本文的目的而言，佐藤最重要的著作為《宇宙混同秘策》，其中闡述日本為何及如何吞併周邊國家和世界，並進而建立大帝國的理論和方策。該書可以視為日本帝業的指南，現簡要介紹下列四個重要方面：

　（一）神化、美化日本和日本大和民族：首述日本是大地最初成立之國家，世界萬國之根本，理應成為「全地球的宗主國」。其次說日本得天獨厚，氣候溫和，土壤肥沃，物產豐饒，四面臨海，漕運便利，萬國無雙，而地靈人傑，尤為冠絕他邦。日本形勢的優勢，舉世無匹，以此神州（指日本為神之國）的雄威，征討愚蠢的蠻夷（非大和民族者均在內），併吞世界，統一萬國，何難之有？最後，他讚嘆「造物主的寵愛皇國，可說是無微不至了！」

　（二）君臨世界是天意：日本神代的古典（指《古事記》及《日本書紀》），即曾默示日本民族應尊奉「天意」，克盡糾正萬國的無道和安撫天下蒼生的天職，這是歷來君臨皇國者應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

　（三）君臨天下的步驟：首佔朝鮮，次攻中國，而征服中國又為帝業之關鍵，他說，皇國併吞他邦，必先由征服中國始。而且，他認為，征討中國，「只要節制得宜，不過五七年，彼邦必土崩瓦解，淹然歸順。」然後，闡明皇祖產靈拯救天下蒼生的「法教」，使西方諸國以及暹羅、印度等國，懷德畏威，臣服歸化，一舉完成世界霸業。倘有違反天意，抗拒天兵者，即執行天罰，予以懲治。

　（四）經略南方，解除後顧之憂：當用兵中國時，南方濱海諸洲，有被南蠻諸國（指西方列強）侵擾之慮，故先經略東南海疆，遠略菲律賓、強盜島、無人島及新菲律賓群島（今加羅林群島及馬紹爾群島）殖民地，以使皇國無後顧之憂。（見其所著《家學全集》）

　綜上以觀，佐藤的帝國主義思想，無論在理論上或策略上，均較其前人完整和系統化，所以他的帝國主義思想可說是承先啟後，一方面集前期帝國主義思想之大成，另方面又予後來的帝國主義者──學者、軍人和政治家－－明確的指導和啟示。

　下至明治維新至昭和前期（一八六八～一九四○），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開展和初盛時期。在此時期，有不少帝國主義思想的鼓吹者和推動者。學者方面計有：木村鷹太郎、高山樗牛、岩泡鳴、德富豬一郎、矢野仁一、大谷光瑞、紀平正美、加藤玄智、河野省三、鹿子木員信、大川周明、石丸藤太等；軍政人物計有：西鄉隆盛、伊藤博文、山叔有明、桂太郎、松方正義、井上馨、大隈重信、加藤高明、寺內正毅、山本權兵衛、田中義一、內田康哉、加藤寬治、荒木貞夫等。其他如頭山滿、北一輝、石黑銳一郎、西田銳等，也極力鼓吹日本向外作帝國主義擴張。

　由上述的一大堆名單看來，令人很容易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即日本帝國主義思想，誠如唐部長在上面所說的，在日本的歷史文化傳統中是多麼根深柢固！

　雖然這些人的帝國主義思想理論較少創意，但也有些高論值得我們注意，例如：

　（一）西鄉隆盛（征韓論主倡者）；他在《東亞構兵策》（一八七五）中激勵日本人說：

　「方今宇內的情勢，各國紛爭，大小強弱相併吞，甲起乙仆，互為盛衰。我日本孤立於東洋海上，忸於二千五百餘年之國風，而不熟知五十洲裡的情狀。……今欲振興皇國獨立的氣概，使皇國與各邦並駕齊驅於宇內，只有戰鬥攻伐向外發展，縱橫於歐美各國之間，較量威力而已！現英、法、德、俄諸國，正在鉤心鬥角，相持不下，無暇顧及中國、朝鮮、滿洲。我日本急宜趁此時機，攻略中國、滿州、朝鮮，佔據其地，以確立將來侵入歐美兩洲的基礎。」

　（二）大隈重信、德富豬一郎：一九一三年，大隈重信在一次演講中說，「白種人以世界為其財產，而以為其他種族都是劣於他們的。」同年，名記者德富豬一郎在《白禍》一文中寫道：「我們有色人種必須聯合起來打倒白種人。」兩人這種訴諸種族主義的言論，其目的都在利用當時東方被壓迫民族反抗歐美帝國主義的情緒，鼓吹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以博得他們的擁護，結成驅逐歐美帝國主義於亞洲之外的聯合陣線，從而確立日本在東亞的大國領導地位。此即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大亞細亞主義藍本。

　（三）田中義一（征服滿蒙論主倡者）：一九二七年，他在有名的《田中內閣大陸政策奏摺》中闡述征服滿蒙對日本帝業之重要性：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考我國之現勢及將來，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須以積極對滿蒙強取權利為主義，以權利而培養貿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業之發達，亦可避歐勢東漸。策之優、計之善，莫過於此！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地到我手，則以滿蒙為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餘州；再則，以滿蒙之權利為司令塔，而攫取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利權乃其第一大關鍵也！」

　此開滿蒙為日本帝國的生命線理論的濫觴。

　（四）荒木貞夫（日本帝國皇道的鼓倡者）：一九三三年，他在《告全日本國民書》中，大聲疾呼日本國民應弘揚皇道：

　「皇國日本今天正在醒悟著傳統的大精神，把明治、大正兩朝代漸次興起的國民意氣伸長起來，把它和建國的大道一同宣揚，使皇道裡面充實，外面大放光輝，這是我們昭和朝代日本人的使命。

　希望大家共為宣布光輝燦爛之皇道的信徒，都來扶翼皇謨，把日本三千年的德化，廣播四海，捨此而外，別無日本的真使命！

　世界並非專是歐洲人的天地，也不是美國人的地球，處於亞洲的皇國日本，是以亞洲和歐洲、美洲並駕齊驅，對世界文化的發展上有所貢獻的。所以此刻不能不完成亞洲指導者的大任，既光明、正大、仁愛，而又不排斥他人，以勇斷武俠處於國際間，貫徹皇道，這是昭和朝代日本對外的使命！

　我們皇國是站在皇國天賦使命的立腳點上，對於滿洲新國家之健全的發達，不惜予以精神上物質上一切的維持援助。不管他世人喜歡不喜歡，我確乎相信是極東政局發展一個歷史過程，天加在現在日本身上的重大責任和義務！

　總之，皇國之經營大陸，並非一時要處的事，這是和皇國之存在共其生命的永久大事！」

　這位陸軍大臣的一番宏論，有兩點值得強調：

　A、他提出「皇道」這個概念，我們中國人說王道和霸道，他把它們日本化，化成符合日本國情的「皇道」，以別於中國的王道和霸道。王道以德服人，霸道以力服人，我們中國人重王道而輕霸道，荒木所講的日本的皇道，表面上雖兼而有之，合而為一，實則重霸而輕王，表面上說要廣布皇國的德化，實則施之以兵威。於此可見，日本人在文化上確實具有獨特的模仿和改造的能力，把人家的東西引進來，消化之後變成自己的東西。不過，於此可見，儒家的仁德精神，被日本人抽掉了，換上了日本武士道的暴力精神。

　B、日本人打心底深深相信，他們大和民族的盛衰榮辱，將取決於「皇國之經營大陸」，而且這不是一時的事，而是皇國千秋萬代，「共其生命的永久大事！」對於日本人這種近乎宗教性的信念，作為中國人，我們一方面，與有榮焉，因為我們如果能夠對鄰國的昌盛繁榮作出貢獻，何樂而不為；但另方面，卻深感毛骨悚然，因為它「亡我之心不死」，中國將來有一天又進入歷史的興衰周期，豈非又將成為日本軍國主義者「廣布皇國德化」的對象！

　（五）石丸藤太：一九三六年，他在《海南島在軍事上的價值》一書中，明確指出滿洲是日本的第一條生命線，第二條生命線是內南洋，即當時的南洋委任統治地，第三條生命線是外南洋，即今之印度尼西亞、波羅洲等地。生命線的理論被具體完整地提出來了。

　當然，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斷，中國領土台灣、澎湖、釣魚台列嶼，也在他所謂的第二和第三條生命線的範圍內。

　（六）近衛松岡：一九三八年，他發表聲明，具體喊出「大東亞秩序」的口號，他說帝國所冀求者，為可以確保東亞永遠安定之秩序之建設。此次征服戰最終之目的，亦在於此。此新秩序之建設，以日滿支（中國）相與提攜而樹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互相之關係為骨幹，而期於東亞國際正義之確立，共同防共之達成，新文化之創造，經濟結合之實現。……惟東亞新秩序之建設，淵源於我肇國之精神，而其完成，乃現代日本國民之光榮責任。

　近衛聲明的主旨，就是以日滿支相與提攜為「大東亞新秩序」的基本。隨後日本政府據此擬定一個所謂的「國土計畫」，該計畫便是建設所謂的「大東亞經濟共榮圈」的起點，其內容就是把日本、滿洲、華北、華中打成一片，結為渾然一體的日本大帝國。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對日本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思想作出下列三點結論：

　A、日本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思想的理論基礎，完全建立在神權的宗教般的迷信之上，這顯示日本文明的發展尚未進入具有清醒理智的成熟階段；「優秀日本人」的種族優越論，反映日本人島國的狹隘根性，過去為世人唾棄，將來也必將為世人唾棄。

　B、日本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理論和策略，始於豐臣秀吉，定於江戶，成於明治、昭和初期。

　C、日本島國的命運，既離不開周邊的海洋，更離不開亞洲大陸，所以日本軍國主義者視中國的滿蒙為其生命線，也視周邊的島嶼，包括中國的領土台、澎、釣魚台列嶼，為其生命線。

　第三、日本軍國主義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構成部分就是武士道。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中，武士道和軍國主義是密不可分的，我們可以說，沒有武士道就沒有日本的軍國主義，武士道精神是日本軍國主義的靈魂。

　在日本史上武士軍閥的專權干政，由來已久。早在一一九二年，當鐮倉幕府的開創者源賴朝被任命為征夷大將軍時，他即以將軍之名而主國政，其統治機構稱為幕府，這是日本幕府制的濫觴。幕府本為將軍之別名，此後轉而為將軍施行政務的機構，權傾朝廷，開日本近世以來武家政治之序幕。自源賴朝任將軍起至明治維新的六百七十多年裡，日本大體上是一個以武士為政治中心的封建國家，這個武士專政的政治傳統，對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社會和政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武士本是給大地主個人管理家務防禦外侮的僕人。武士之名，本是侍者的意思，日本俗語叫做「家來」。所以武士道，就其原始的意義和功能而言，完全是一種奴道，是封建制度之下食祿報恩的產物。所以，一名武士必須文武兼修，生活質樸儉約，知廉尚恥，忍辱負重，以卑怯為恥，重恩義守然諾，尤重主從關係，隨時準備為主人犧牲。

　由此可見，武士道最初本不是源於一種精深高遠的理想，也不是一種進步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但是到了江戶時代，當武士集團形成了不可動搖的統治階級時，許多學者就開始替它塗脂抹粉，穿金戴銀，例如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等，在武士道的上面，加上一層儒家道德的外衣，從而武士道系統化，道德化。於是，武士階級在日本的封建制度下，成為社會和政治制度的中堅，上承公卿大夫，下接百姓町人，負有維繫整個社會之存在與發展的使命和職責。因此，無庸諱言，武士階級的確是近代日本社會具有活力的源泉，是推動近代日本社會前進的主要力量。

　那麼，武士道究竟是如何同日本的軍國主義發生關係呢？

　如上所述，日本帝國主義思想，雖然始於豐臣秀吉，定於江戶，但一直要到明治和昭和時代，才從理論走向實踐，所以說成於明治、昭和。促成這種質變的有兩個因素：

　一是日本內部的變化：德川幕府日趨衰微，日本內部相應地興起一種王政復古統一國家的思潮，此即尊王的國家主義運動，其推動者就是蛻變的武士階級。明治維新前後，日本的武士道已被在舊道德、舊信仰之中，注入一種維新革命的新精神，融蘭學（西學）、國學（也稱和學）和儒學為一體，構成明治維新時期的政治道德基礎。在這種基礎上，蛻變了的或自我改造了的武士階級將尊王運動與建立日本近代國家的運動相結合。

　另一個是外部的壓力：外力壓迫，大體上來自兩個方向，一是來自北方的沙俄的政治壓迫，一是來自南方的西方列強的經濟壓迫。這兩方面的壓迫，在日本社會激起了攘夷思想和民族主義。於是，尊王和攘夷便成為明治維新時期「開國進取」的兩根支柱。這種明治維新的新時代精神同早期的日本帝國主義思想的自然結合，使日本迅速由民族主義演變為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

　開國進取的方向有二，一是北進，導因於沙俄的壓力，日本深懼沙俄侵佔朝鮮，然後南下威脅日本。所以，為了先發制人，以攻為守，採取北進的大陸政策，以穩固日本北方和西方的國防線。另一是南進，也稱為海洋進取政策，經略日本以南海域中之諸島群。主張南進的是海軍軍人，主張北進的是陸軍軍人，而兩者都是深受日本神權思想和帝國主義思想熏陶的武士。所以，日本的武士和日本的軍國主義及帝國主義的發展，是相得益彰，密不可分的。所以，我們可以說武士道是日本軍國主義及帝國主義的靈魂和骨幹。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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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揚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